自由的重塑：卡玛拉·哈里斯与民主党的新愿景
在碧昂丝的音乐背景下，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一则广告中宣布了她的竞选活动，四次提到“自由”一词。她将经济、枪支暴力和堕胎等议题框定为“不只是得过且过的自由，而是要出人头地的自由”、“远离枪支暴力的自由”和“对自己身体做出决定的自由”。在特拉华州的竞选总部，她强调了“神圣的投票自由”，并表示：“我们为未来而战，也是为自由而战。”
过去半个世纪，“自由”一词在民主党竞选活动中几乎消失。自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候选人以来，这一概念及其同源词“自由”（liberty）被共和党人所采纳。里根曾警告：“自由只差一代人就会灭绝。”共和党人不仅占据了这一词汇，还重新定义了其内涵，将自由的理解从平等的愿景转变为一种更为狭隘的“消极自由”，即不受国家权力和监管的自由。哈里斯则试图重塑自由的意义，从消极自由转向积极自由，强调自我实现和成就。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做的自由）与消极自由（不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行使选择的能力，而消极自由则是指不受他人或国家约束的自由。现代共和党人倾向于接受消极自由的思想，强调摆脱国家权力的自由。伯林指出，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紧张关系，追求绝对自由往往会破坏平等，助长威权主义。
美国的制宪者们大多强调积极自由，包括信仰、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他们认为，建立宪政共和国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最佳方式。亚伯拉罕·林肯首次将自由与平等的概念结合，认为对某些人自由的侵犯会损害所有人的自由。20世纪早期的进步派也延续了这一理念，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同时解放人们免受经济剥削。
赫伯特·胡佛通过“粗犷的个人主义”将自由描绘为摆脱傲慢政府的自由，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提出了四大自由，其中包括积极自由（言论和宗教）和消极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自由，努力确保美国人摆脱暴政。里根则复兴了胡佛的观点，认为政府阻碍自由多于保护自由，并将这一词汇从民主党的语境中剔除。
然而，哈里斯对“自由”的复兴并非偶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党人将积极自由视为自我实现的能力，强调不受歧视的自由和实现个人潜力的自由。乔·拜登在2024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自由15次，其中4次提到“自由和民主”。哈里斯也在将拯救民主的叙述与保护和扩大自由结合，传达出更具包容性的信息。
副总统开始在保守派的语境中使用“自由”一词，并将其与个人选择相结合。她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表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为自由和选择感到自豪，尤其是那些关乎心灵和家庭的选择，而不是让政府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这些话语与里根的观点相呼应，哈里斯正在为民主党重新定义积极和消极自由的概念。
在大会上，哈里斯和民主党人试图在保守的自由观念与自由的平等观念之间建立联盟。这不仅与进步时代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混合相呼应，也与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思想相契合。罗尔斯试图调和保守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与自由主义对公平的强调，创造一个减少不平等的社会。
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共和党正在缩小其基础，主要吸引年长的白人选民。哈里斯的言辞试图将传统保守的共和党与传统民主党的语言结合，假设一个大帐篷，邀请所有人参与。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非白人占多数的国家，民主党人意识到在这个新多数中存在着左翼和右翼的旧意识形态统一体。
哈里斯的言辞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削弱民主党吸引力的局限。当她说：“我们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愿景之间的选择：一种关注未来，另一种关注过去”时，她正在恢复传统的乐观主义语言，这种语言从一开始就吸引了美国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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